印尼etc.

任职于银行界或公关界、子女就读私立学校的中产阶级女性，似乎特别喜爱这类团拜活动。当今社会各阶层的印尼人，似乎也比20世纪80年代更热衷于表现宗教虔诚。二十年前我初到印尼时，大多数印尼职业妇女是不戴头巾的，如今将紫色丝绸叠放在淡紫色薄纱之上的头巾是工作场合的标配，甚至成为贵妇圈的时尚品，我曾听某位贵妇问道：香奈儿别针搭配迪奥头巾好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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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人的日常宗教礼俗比欧洲人来得多，许多民众习惯在身上别着代表个人信仰的徽章、在头上包着头巾或戴着小帽、在颈上挂着十字架或佛陀护身符，清真寺、教堂、佛殿也会举办大量集体祷告祈愿活动，因此我在印尼上教堂的次数比过去多，也不时心怀诚敬地坐在安静的清真寺角落里聆听布道，这样既符合印尼人的期待，也是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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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时代的印尼人可以选择的正统宗教有五大类：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如今又新增一个选项即儒教，但不包括数百种地方特殊信仰，例如松巴岛的马拉普教（Marapu）。那些地方信仰被归入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信徒还会被强制套上某种“宗教”身份，例如住松巴岛的波波妈妈信马拉普教，身份证却注明她是“基督徒”，因为当地的宗教仪式既杀猪又宰牛。> 印尼人认为，不信教的人绝不会是好国民，而我就是个无神论者，但非常尊重他人信仰。虽然我常向旅途中偶遇的印尼人隐瞒自己无业或离婚的事实，直到双方熟识以后，才会适时主动招认我曾对他们撒谎，但我绝对、永远不会承认我是无神论者，因为大多数印尼人根本无法理解这种事，对他们来说，“不信神”简直跟“不呼吸”没两样。

由于父母都信天主教，我常在印尼穆斯林面前佯称自己是天主教徒。有些人听了并不介意，俨然只把我不信伊斯兰教这档事看成某种无伤大雅的残疾，然后照样请我去家里做客，并未排斥或歧视我。

🔴 现已摘除抑制器失控核心，执行强制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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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霍伊威特（Ohoiwait）是个欢度圣诞节的好地方，村民亲切好客，整个村子弥漫着浓厚的温暖气息。不过，庆祝圣诞节也挺累人的，必须出席各种教会仪式和典礼，于是我决定善待一下自己，去班达岛过新年。班达岛是个小型观光胜地，海上有迷人的珊瑚礁，岛上有几座碉堡和大炮，还有一座火山。在这里会遇到其他外国人，可以用英文聊天，而且民宿主人不会一大早六点钟就把其他村民喊过来，看我喝不加糖的咖啡（他们说那是“空咖啡”）。

这边有部分咖啡确实都太甜了😂似乎是默认加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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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只有小部分公职是依考试结果录用，大部分的公职则是可以买卖的，官价最高的职位都在公共工程部之类的“湿”部门以及每年主掌穆斯林麦加朝圣活动的宗教部，这些单位可从各种计划或服务中抽取大量油水。即使像卫生部这种“干”部门，也有办法暗中向低层员工搜刮两年的底薪，其结果是制造了一堆昏庸无能的官僚。某位掌管“国家机关”的部长最近表示，印尼全国四百七十万名公务员当中，95%欠缺必备的工作技能。

官僚体制导致人民怨声载道，许多新县市的居民却无能为力，因为既得利益者太多。我在印尼待过的每个家庭二等亲以内的成员，都跟官僚体系有所牵连，那些成员包括：敲着铁罐驱赶野鸟的西苏门答腊稻农、每天工作九小时还得赶回家做饭的爪哇养老院杂工、住在高脚屋的朱奈迪爸爸，当然还有欧霍伊威特村的丘毕爸爸及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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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人之所以迷恋公职，或许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济动荡与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的后遗症。那时公务员薪水虽低，但至少不缺生活必需品，例如政府配给的米、油、糖。当印尼贫民只能穿着粗麻衣上市场时，政府照样能为公务员供应制服，这或许就是印尼人迄今仍对制服抱有狂热的原因。印尼人的确酷爱各种制服，公务员甚至部长和县长每日必着制服，大多数中央政府机构容许员工在星期五穿正式蜡染衬衫，有些地方政府还会要求员工每周穿一次传统服亮相。全国公务员一律佩戴黑底白字、刻着姓名的塑料工作证，外加一小枚代表工作单位的金色徽章。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会依场合更换制服，我和钻研东南亚政治的

英国学者迈克尔·比勒（Michael Buehler）聊起印尼的制服狂热时，他说：“在系列竞选活动中，地方政客换衣服的频率，比美国流行乐坛天后麦当娜（Madonna）开演唱会的更衣次数还高。南苏拉威西省长早上是大官，中午是童子军，下午是虔诚的穆斯林，晚上又变成商人。”他就是单纯地投在场的选民群体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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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难看的成绩单系教学不良所致，教学水平低落则是利益输送的结果。担任教职最容易挤进令人垂涎的公务员行列，地方政治人物也总是为其支持者提供教职，于是学校里被安插了一堆立志当公务员、无意作育英才的人。这些教师的心态与印尼官僚如出一辙，认为他们可以弹性上班、随意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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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距离欧霍伊威特两小时航程的卡伊群岛首府图阿尔，认识了一位拥有营销学位的年轻人。他在泗水证券交易所（已停止营运）干了十三年经纪人之后，厌倦了替人卖命的工作，于是回到卡伊群岛寻找经商机会，后来成立了一家香水专卖店。开店以来，日子过得很辛苦，但并非生意不佳，而是受父母刁难，因为双亲坚持他应该再谋个公职。他离开爪哇后生意其实做得不错，可是父母认为他不干公务员让他们脸上无光，而且再也不能享受公职带来的好处。“这里的父母都教育子女要当公务员，别做生意人。”他说。

嘲讽官僚体系是印尼全民运动，大家一致认为公务员都是既懒惰又自私的蠢蛋，满脑子只想填满自己的口袋，处处为难诚实老百姓，可是他们却依然希望子女当公务员。爪哇以外的地区更是如此，因为那些地方民营企业的就业机会不多。

这又是荷兰时代留下的遗风。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荷兰政府接收整整一百年后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印尼全国中学总共只有二十五名“本地人”，当时官僚体系日益膨胀，需要增聘人手，远道而来的荷兰人根本来不及补充名额。往后的三十年间，殖民政府刻意培植当地人才，让六千五百名印尼人接受中等教育，他们毕业后几乎全数获得任用。从过去的历史来看，香水商的父母判断得没错，受教育确实可获任公职，但公务员过多其实也有反作用：可能损害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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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在印尼还是个相当新的概念，许多人以为只要选出全国和地方的领导者及立法者就是在实践民主，因此印尼的选举活动多得惊人。老百姓可直接选举总统、国会议员、省长、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和村长，每五年都得参加七项不同的选举，所以选民非常了解印尼的民主运作模式，而且人人同意一件事：在全国如火如茶地推展的地方自治和民主制度已将利益输送/贪污营私变成更必要、更普遍的行为。

如果你想当选县长，就得砸下大把钞票，不但要收买某个政党支持你，还得承担造势活动所有成本。虽然开销大得令人咋舌，但你只要去某个竞选办事处待上几星期就不会大惊小怪。

除非你有万贯家产，否则必得靠借贷来支应所有选举活动费，日后还得偿还债务，败选者势必陷入财务困境。据称印尼每次选举过后，精神科的病患必增无疑，严重负债者还会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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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乘客之所以往返基萨尔岛，是为了递交工程提案，例如一位乡长的弟弟不久前刚利用一堆回收瓶子帮县长办公室架设了一株圣诞树，现在又得为明年复活节的装饰工程交一份提案出去。二十年前，我很少听印尼人提起“递交提案”这种事，现在不但常听到非政府组织提起它，连牧师、学生、农民、老师、乡村妇女团体、警察和其他人也经常挂在嘴上。如今每个印尼人似乎都在绞尽脑汁想提案，以便从经费充裕的地方政府身上挤出一点（有时金额还不小）油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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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曾经在西坝市区的布告板上看过一则信息：这条再度施工的二十五公里道路，工程费高达二十二亿卢比，等于是每公里花了将近一万美元。于是我问那位议员，为什么这条路不是以渐进方式从市区一路铺过来，而是只在一条破烂的道路中间铺一小段？

那位议员解释，因为铺设道路这类大型工程合约是由公共工程部提供经费，而且通常会分成若干子工程，再转包给不同的承包商。

这些“子工程”支撑了印尼现阶段的庞大建设计划。上述案例耐人寻味之处，在于那位县议员居然愿意监督地方首长及其团队实施的“工程”，大多数印尼人都不敢指望地方议员会一板一眼地要求首长负起责任。民众常开玩笑说，那些议员只要做到“四S”* ——露脸、坐下、闭嘴、拿钱——就算尽责了。

我问这位县议员，他的工程委员会如何决定道路的技术规格和维修经费。“老实说，我不清楚。我们都是新手，没有人真正知道预算该怎么拿捏，所以到头来只能信任主管。”他表示，这么做也有问题，因为公共工程部缺乏训练有素的工程人员为他们提供意见，“就像瞎子给瞎子带路”。

• 原注：英文是Show up, Sit down, Shut up, Salary。印尼文称为“四D”，Datang, Duduk, Diam,D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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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曾在这座码头枯候一艘误点了很久都没出现的渡轮，后来只能拜托一位载货帆船的船长把我送到弗洛勒斯岛。当天晚上，我睡在那艘大船的甲板上，每隔一段时间，身上就被打到船上的浪花喷个几滴海水，偶尔还会被跳到甲板上翻来覆去的鱼儿惊醒，不过只要看到船员们叼在嘴里的烟火又能安然入睡。我们将抵岸边时，船长说他没有停船许可证，我只好纵身跳入海里往岸边游去（幸亏从前上过救生课，没让随身包碰到水）。游上岸以后，衣服还黏着一堆海草的我，立即招到一辆恰巧从旁经过的小巴士。如今西坝市几乎每星期都有渡轮进港，码头边还新盖了一座屋顶铺有蓝瓦的渡轮站，这类象征“进步”的建设在其他外岛也很常见。

🐮🍺啊！

《印尼etc.》第五章有关捕鲸的内容值得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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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电视台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连续剧了，当时是从墨西哥进口，苏哈托曾批准女儿经营的电视台引进这类可以消磨时间的外国节目。如今印尼也出现不少本土制作的电视剧，而且竞争激烈，各家电视台无不铆足全力，从观众和广告商的口袋里捞钱。本土电视剧故事情节老套，却格外吸引观众，他们最关心的是：瑞奇的DNA检验结果会证明他和英珠相爱是乱伦的吗？他妈妈是不是没他想象的那么正直？西蒂的老公是个混账东西，他真的比较喜欢那个虚情假意的女学生、讨厌听话尽责的好老婆吗？

许多电视剧总少不了忠厚老实的乡下表弟遭到油嘴滑舌的城市亲戚欺骗的戏码，或是演员用力把车门一甩，然后冲进高楼林立、灯火通明的雅加达暗巷的场景。奇怪的是，电视屏幕里的车子从来不会卡在雅加达一塞就三四个小时的车阵中，剧中人也没有一个住在雅加达臭运河边用三夹板和过时的竞选标语七拼八凑搭建的茅草屋里。没有人会为了居住文件行贿，没有人会被警察或者法官勒索，也无需将因不停地追逐争斗而受伤的高中孩子送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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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南加保族的男性常远赴外地谋生，该族群直到近几个世代，仍习惯群居在空间宽敞的木屋里。那些屋墙微微向外倾斜、屋顶翘成牛角弧度的房子悉归女性所有，因为米南加保族是母系社会，年幼男孩可与母亲同住，长大后就得自立门户。然而许多少年郎离开娘家以后往往居无定所，直到婚后才能搬进妻子家，为了解决居住问题，只好离开西苏门答腊省到外地赚钱。

米南加保族就像麦当劳征服美国一样攻克了印尼各地餐厅，不过并未成立某个大企业和一般家庭餐馆抢利润。他们经营的巴东饭馆往往没有牛角形屋顶，总是不搭调地挤在一排专卖手机和摩托车零件的店铺之间。要是餐馆屋顶没有空间可加装一块状似牛角的弧形铁皮浪板，他们就拿油漆在窗户上画个象征米南加保族的识别标志，那些牛角标志也跟快餐迷一眼就能认出来的麦当劳黄金拱门一样遍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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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西松巴岛一名商人聊过之后，总算猜出佩特鲁斯如此震惊的原因。我问那位商人，为什么瓦伊卡布巴克每家商店老板几乎全是华人？他说：“这跟资本有关，我们的宗族是以牛只数量而不是现金数字来计算族人的资本，可是就算你有几百头牛，还是买不了一包水泥。”

政府推动“禁屠”措施背后的假设是：牛和水泥可以互换。只要村民少宰几头牛，再把剩下的几头卖了，就能买台拖拉机或盖间旅馆，等赚了钱以后再买台拖拉机，这样肯定能富裕起来，一言以蔽之：这叫资本主义。

不过，上述逻辑在松巴岛行不通。该岛存在着两类差异悬殊的资本：金融资本（金钱、水泥、商店） 可以转换为水牛、墓碑或其他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却不能变身为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是全宗族（包括活人和死人）的财产，你对它有所贡献，它就保障你的社会地位。你也可以出售文化资本为子女筹措学费、为自家工厂添购发电机或者买下印多超市加盟店，但松巴岛人不会干这种事。如果我暗示佩特鲁斯爸爸可以卖掉一头牛来换取六个月的旅费，就好比提议别人把空气当私有财产拿去卖钱，再用这笔钱去买个镀金抽水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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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政府认为，只要每个家庭的长辈不再花大钱办丧事，这些年轻人就能实现个人抱负。早在1987年，苏哈托政府曾限制松巴岛每次举办丧事最多只能杀五头牛，但松巴岛地处偏远，雅加达鞭长莫及，始终无法真正掌控当地居民。近来地方政治人士重施故伎，再度为松巴岛的宰牲数字设限，但收效也不大，因为居民会蒙骗当局。

有一天，我骑着摩托车在松巴岛南岸瓦诺卡卡海滩附近的冲积平原上迷路时，遇见了农夫佩特鲁斯爸爸。当时我需要别人指引方向，而他需要有人载他一程，双方一拍即合。后来因为种种机缘，我在他们夫妻家里住了几天。佩特鲁斯爸爸是社区长老之一，拥有十二公顷土地。某日晚上，佩特鲁斯和几位朋友坐在家中与我闲聊时，他想知道我赚多少薪水，因为他听说我四处旅行，以为我是有钱人。我笑说：”有钱人？你上次参加葬礼杀了四头牛，而我只要有一头牛，就可以旅行半年了，你还认为我很有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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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显然唯恐与某些逃不掉的义务扯上关系。心理学家从跨文化实验中发现，在松巴岛这类送礼文化熏陶之下成长的人，拒绝接受陌生人礼物的可能性最高，因为他们不想亏欠别人，怕有心理负担（原注）！当传统文化的义务与现代社会需求互相冲突时，麻烦就来了。在封闭的旧社会中，遵守文化传统是居民获得他人敬重和社会名望的基石，然而现代社会已不同于往昔，许多印尼年轻人的眼界比父母宽多了，卫星电视、因特网、廉价机票、公费奖学金，让他们看到更广大的印尼和世界。

教育是迈向广阔世界的重要途径。塔荣村大祭司的看法或许是对的，他曾指出现代教育和传统文化难以兼容并蓄。我在松巴岛见过不少年轻人因为必须履行某些传统义务而退学，试想：当你得牵着一头牛去参加葬礼并割破它的喉咙，眼睁睁看着你的未来和希望随着渗入坟地的牛血而流逝，会是多大的煎熬？我曾经问那些年轻人，他们是否为此感到愤愤不平？他们只是耸耸肩说：“传统就是传统，你能怎么办？”

原注：见Henrich et al.,“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8, no. 6 (2005): 79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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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巴岛居民赠送任何物品的用意，总含有某种交易成分。如果我送了你一只肥牛，就表示你欠我一头体积相当的牲口，总有一天（例如我奶奶、我丈天或我本人过世的时候）你非偿还不可。要是你没有多余的牛可送人，那该怎么办？你可以向别人告货或者多尽些义务。万一你得让子女退学、卖掉田产或者偷一头牛（松巴岛每年发生周期性盗牛案）才能还债，你也只能照做。因此，波波妈妈“馈赠”这么慷慨的丧葬礼物，其实是想给已故兄长的第四任老婆制造麻烦。这类礼物交换习俗，一如伴随婚姻而来的义务，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那些彼此交缠的共同义务，就像某种错综复杂的保险制度，意味着任何亲戚有急需或有困难时，都能获得集体资源，而且长期以来，似乎相当有效地为当地村民消除了财富不平等现象，拥有一个水牛头骨的家庭和拥有十二个头骨的家庭，生活差别并没有那么大。

民风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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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不仅在地理和文化上展现多元性，在生活形态上也是如此。不同的族群往往像是同时生活在不同的年代里。21世纪初的今天，有些地区的生活已非常现代化，有些地区还跟老祖宗差不多。即使在同样的地区，也会看到新旧并存的现象，像是农夫骑着摩托车去稻田、村民用手机录下牲礼祭祀影片等。

瓦伊卡布巴克的现代化进程始终进行得缓慢而吃力，直到现在才开始产生新旧冲突，而在印尼其他地区，年轻人的抱负与家庭需求相抵触的情况，则已经延续了近一个世纪。1922年出版的印尼第一部现代小说《未竟之爱》（Sitti Nubaya），就是在讨论这类冲突。

这情况使国家领导人面临一项难题：他们该如何为新旧并存的印尼制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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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荷兰殖民时代以来，军人、传教士和政府官僚莫不努力平息松巴岛纷争，然而暴力似乎与岛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他们始终不愿离开易守难攻的山顶村落，可是住在这种地方却对妇女造成不便，因为她们每天得花三四个小时从山谷提水上来。直到今天，许多村落依然彼此对峙；罗利村受不了威耶瓦村，蓝伯亚村憎恨埃迪村，柯帝村向来不受欢迎。因此，再小的事件都可能引发冲突，例如1998年，松巴岛有人抱怨公务人员的考试不公平，结果引爆一场全面性的宗族战争，导致数十人被乱刀砍死，几百人无家可归。如今这些冲突规模虽然缩小，但依旧时有所闻。有一天，我在骑车前往柯帝村的路上，收到法嘉医生的一条短信：“柯帝村出现了五具尸体，显然因有人私奔，当心遇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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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说，adat是指传统文化，在苏哈托当政和“田妈妈”设法削弱并铲除这些文化，把它们变成“小印尼”展馆里的陈列品之前，它包含着更广泛的意义。雅加达之类的大都市很少提到传统文化，但印尼许多岛屿的集体生活—出生死亡、结婚离婚、遗产继承、文化保存、教育活动—全靠传统知识与先人智慧奠定根基。西松巴岛的居民常自豪地说，他们拥有像炼乳或蜜糖一般“浓厚”或“黏稠”的传统，在苏哈托处心积虑贬抑传统文化之际，松巴岛却依然能够维系古老文化，原因或许是它处于全国经济发展的边陲地带。岛上传统文化与马拉普教密不可分，具有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色彩。苏哈托失势后，传统文化再度被提起，且被有心人士利用，作为竞选和政治的工具以及争夺资源和土地所有权的武器。

You can‘t live a life worth living when it’s rotten at the core.
New tricks S1E5

用 outlook 发多了被风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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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印尼尚未成为容纳异己的大熔炉。我至今仍保留着一件用粗糙的浅蓝尼龙布缝制、上头印着几个数字的衬衫。那块布料原本是一群来自印尼唯一合法工会的劳工绑在雅加达郊区一家鞋厂外头的抗议布条，上面印有细述最低工资劳工法的文字。这群劳工没有诉诸武力，没有发表评论，仅仅在布条上列出应当依法支付工人薪水的公司数目，可是布条只在工厂外面悬挂了半天，就遭到开进工厂的军队撕毁，后来我的几个工会朋友干脆把它剪开做成衬衫。

从前的印尼不会像韩国那般发生群众示威和街头暴动，也不会像印度一样口出恶言反对民主、纠集数百万人举行静坐抗议。1988年我奉命调到印尼时，只见过少数被挂起来之后又被强制拆除的抗议布条，也只遇过几桩民众愤怒洗劫日本商店、不安定省份爆发反政府小型斗殴事件，这些案件起码让记者们还有点事可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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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和大多数独裁者一样，统治时间极长，超过了法定任期；世人对他在位最后几年的丑态记忆犹新，往往不愿承认他有过任何重要建树。苏哈托执政期间不仅钳制各种政治言论，还将印尼多元文化统一成爪哇模式，甚至挪用大量公款给手下将领、商场亲信以及日趋贪婪的子女享用。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他篡夺权位之后的头二十年，的确因大幅改善数千万老百姓的生活而深得民心。

20世纪80年代末期，情况开始严重恶化，部分原因正是人民的生活变好了。由于基本需求获得满足、教育程度逐步提高，人们开始想要更多东西。他们眼看着经济日趋繁荣，所有财富却集中在一小撮人的口袋里，其中当然包括苏哈托的子女，他们长大成人以后变得愈来愈贪得无厌。劳工们听到政府首长在演讲时提起“下渗经济”I9】 这名词的感想是，他们制造芭比娃娃和耐克球鞋为公司赚了大钱，但那些利润渗到他们手上的速度不够快，于是开始表达不满。当军事将领监管的合资企业相继落入苏哈托子女而非军方的手中后，那些将领也比较懒得镇压劳工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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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帮”观察到韩国等国因扶植民营外销产品制造业而致富，因此举臂欢迎外国投资者，并鼓励国内企业生产外销货。于是，印尼的经济繁荣起来，儿童就学比例上升一倍，国民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机会大增。苏哈托在总统任内的头二十年，是通过提供对国民足够的照顾，让大家脚踏同一条船，并听从船长命令的手段来维持国家安定的。他努力平衡各方势力，如果军中天主教徒声势太强，难以安抚，他就分一点好处给穆斯林知识分子。他准许军人监管荷兰时代留下的大型国有企业，目的在于让劳工安分守己，不敢闹事。他招揽外商公司前来印尼投资，并要求外商与提供政治献金给他的本国商人合作。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称后者为“高成本交易”，其他人则称之为“贪污”。不过，打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外商是真的想在印尼投资，因为只要向苏哈托妥协就能享有安定。于是许多投资者对军事高层及其亲信行贿，认为这是换取安定的合理代价，却对其他代价视而不见，而付出那些代价的往往是反対伐木与采矿以及遭到武力威胁而噤声的社区、要求最低工资而受伤躺在医院的工人、因报导这些事件而被监禁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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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齐省移民蒙受迫害，只是地方对中央政府表达不满的一个极端例子。话说回来，有些地方的移民纵使能与当地邻居和睦共处，他们还是习惯讲家乡话，种植自己在家乡种的作物，成立类似爪哇或巴厘岛加麦兰乐团的音乐团体。这种情况比较像文化移植而非越区移民，难以形成同化力量。

在苏哈托的建国大业中，内部移民是个罕见的失败政策，比较成功的案例是推广电视（这位农家出身的领导者会干这种事，倒是颇出人意料）。

现在抖音之类的社交媒体也挺促进同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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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位部长以为，这些移民会心花怒放地在咖啡馆里跟当地人谈情说爱，然后安居乐业生几个真正的”印尼”宝宝，他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这些移民都自成一体，像糯米团似的聚集在取了家乡名字的村落。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亚齐省东北部参观过的一座移民村，是我在印尼所见最荒凉偏僻的地方。这个从森林开垦出来、与一座橡胶园相邻的小村叫做“西多穆里欧”，是个爪哇名，村里几家小店也都冠上爪哇大城的名称，像是“梭罗农产”、”玛琅理发”，可是店外全部封上了木条。大多数住宅已没有比较值钱的家当，都是上锁的空屋。我朝某个屋子里偷窥，只看见散落在地板上的玩具，还有搁在餐桌上的半杯茶，唯一生命迹象是一群饥肠辘辘的狗。

接着，一位老先生骑着一台古董摩托车出现了。我问他村民都到哪里去了，老先生说他们因为不受当地人欢迎而远走他方。那时亚齐省的反叛分子曾指控雅加达窃取当地资源，愤而发动一场对抗中央政府的游击战，然而受害最深的，却是无一技之长也无半分土地的农民，被一心想促进全国统一的政府误送到此地。西多穆里欧的村长在半夜遭人刺杀身亡后，村民相继弃村而逃，这桩刺杀案很有可能是游击队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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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路透社履新第二天，就见识到苏哈托版本的“多元”。“走吧！我们带你去瞧瞧这个国家！”我的印尼同事们说，随后就把我带到一条两旁罗列着玻璃帷幕办公区的通衢大道，途中经过几尊苏加诺时代为了提振无产阶级士气而树立的巨型雕像，不一会儿的工夫，便来到苏哈托夫人设计的一座主题公园“小印尼”。我们搭乘缆车在一片宽阔的人工湖上方摇来晃去，湖中散布着几个形似印尼主岛的小岛。下了缆车后，又在几座新盖的展示馆附近逛了一圈。展馆共二十七座，每座代表一个省份（当时印尼只有二十七个省），里头陈列着各省传统建筑模型以及身着传统服饰的假人（其中没有一个是裸露上身的巴厘岛女子或是缠着骷髅图腰布的松巴岛战士）。有一间展馆可见印尼各个合法宗教崇拜所，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印度教神庙、佛教舍利塔，当然还有伊斯兰教清真寺，却看不到象征数百种民间信仰的展示品（例如宰牛仪式范例以及被当做供品的胎儿胞衣）。后来我才发现，这些民间信仰始终和苏哈托批准的宗教并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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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聪明绝顶、极端自信的英国年轻外交官本杰明（Jon Benjamin）老爱提起他所谓的“老鼠屎”理论，例如部长没在鸡尾酒会露脸，最可能的原因是他的司机忘了给车子加油。他反复强调，印尼取消与新加坡的联合军事演习、贸易代表团延迟访美、预定播放副总统公告的广播电台遇到停电，全是因为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把事情搞砸了。随着某些事件的发生，往往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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