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etc.

二十年前，我曾在这座码头枯候一艘误点了很久都没出现的渡轮，后来只能拜托一位载货帆船的船长把我送到弗洛勒斯岛。当天晚上，我睡在那艘大船的甲板上，每隔一段时间，身上就被打到船上的浪花喷个几滴海水，偶尔还会被跳到甲板上翻来覆去的鱼儿惊醒，不过只要看到船员们叼在嘴里的烟火又能安然入睡。我们将抵岸边时，船长说他没有停船许可证，我只好纵身跳入海里往岸边游去（幸亏从前上过救生课，没让随身包碰到水）。游上岸以后，衣服还黏着一堆海草的我，立即招到一辆恰巧从旁经过的小巴士。如今西坝市几乎每星期都有渡轮进港，码头边还新盖了一座屋顶铺有蓝瓦的渡轮站，这类象征“进步”的建设在其他外岛也很常见。

🐮🍺啊！

《印尼etc.》第五章有关捕鲸的内容值得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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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电视台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连续剧了，当时是从墨西哥进口，苏哈托曾批准女儿经营的电视台引进这类可以消磨时间的外国节目。如今印尼也出现不少本土制作的电视剧，而且竞争激烈，各家电视台无不铆足全力，从观众和广告商的口袋里捞钱。本土电视剧故事情节老套，却格外吸引观众，他们最关心的是：瑞奇的DNA检验结果会证明他和英珠相爱是乱伦的吗？他妈妈是不是没他想象的那么正直？西蒂的老公是个混账东西，他真的比较喜欢那个虚情假意的女学生、讨厌听话尽责的好老婆吗？

许多电视剧总少不了忠厚老实的乡下表弟遭到油嘴滑舌的城市亲戚欺骗的戏码，或是演员用力把车门一甩，然后冲进高楼林立、灯火通明的雅加达暗巷的场景。奇怪的是，电视屏幕里的车子从来不会卡在雅加达一塞就三四个小时的车阵中，剧中人也没有一个住在雅加达臭运河边用三夹板和过时的竞选标语七拼八凑搭建的茅草屋里。没有人会为了居住文件行贿，没有人会被警察或者法官勒索，也无需将因不停地追逐争斗而受伤的高中孩子送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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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南加保族的男性常远赴外地谋生，该族群直到近几个世代，仍习惯群居在空间宽敞的木屋里。那些屋墙微微向外倾斜、屋顶翘成牛角弧度的房子悉归女性所有，因为米南加保族是母系社会，年幼男孩可与母亲同住，长大后就得自立门户。然而许多少年郎离开娘家以后往往居无定所，直到婚后才能搬进妻子家，为了解决居住问题，只好离开西苏门答腊省到外地赚钱。

米南加保族就像麦当劳征服美国一样攻克了印尼各地餐厅，不过并未成立某个大企业和一般家庭餐馆抢利润。他们经营的巴东饭馆往往没有牛角形屋顶，总是不搭调地挤在一排专卖手机和摩托车零件的店铺之间。要是餐馆屋顶没有空间可加装一块状似牛角的弧形铁皮浪板，他们就拿油漆在窗户上画个象征米南加保族的识别标志，那些牛角标志也跟快餐迷一眼就能认出来的麦当劳黄金拱门一样遍及全国。

印尼etc.

我跟西松巴岛一名商人聊过之后，总算猜出佩特鲁斯如此震惊的原因。我问那位商人，为什么瓦伊卡布巴克每家商店老板几乎全是华人？他说：“这跟资本有关，我们的宗族是以牛只数量而不是现金数字来计算族人的资本，可是就算你有几百头牛，还是买不了一包水泥。”

政府推动“禁屠”措施背后的假设是：牛和水泥可以互换。只要村民少宰几头牛，再把剩下的几头卖了，就能买台拖拉机或盖间旅馆，等赚了钱以后再买台拖拉机，这样肯定能富裕起来，一言以蔽之：这叫资本主义。

不过，上述逻辑在松巴岛行不通。该岛存在着两类差异悬殊的资本：金融资本（金钱、水泥、商店） 可以转换为水牛、墓碑或其他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却不能变身为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是全宗族（包括活人和死人）的财产，你对它有所贡献，它就保障你的社会地位。你也可以出售文化资本为子女筹措学费、为自家工厂添购发电机或者买下印多超市加盟店，但松巴岛人不会干这种事。如果我暗示佩特鲁斯爸爸可以卖掉一头牛来换取六个月的旅费，就好比提议别人把空气当私有财产拿去卖钱，再用这笔钱去买个镀金抽水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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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政府认为，只要每个家庭的长辈不再花大钱办丧事，这些年轻人就能实现个人抱负。早在1987年，苏哈托政府曾限制松巴岛每次举办丧事最多只能杀五头牛，但松巴岛地处偏远，雅加达鞭长莫及，始终无法真正掌控当地居民。近来地方政治人士重施故伎，再度为松巴岛的宰牲数字设限，但收效也不大，因为居民会蒙骗当局。

有一天，我骑着摩托车在松巴岛南岸瓦诺卡卡海滩附近的冲积平原上迷路时，遇见了农夫佩特鲁斯爸爸。当时我需要别人指引方向，而他需要有人载他一程，双方一拍即合。后来因为种种机缘，我在他们夫妻家里住了几天。佩特鲁斯爸爸是社区长老之一，拥有十二公顷土地。某日晚上，佩特鲁斯和几位朋友坐在家中与我闲聊时，他想知道我赚多少薪水，因为他听说我四处旅行，以为我是有钱人。我笑说：”有钱人？你上次参加葬礼杀了四头牛，而我只要有一头牛，就可以旅行半年了，你还认为我很有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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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显然唯恐与某些逃不掉的义务扯上关系。心理学家从跨文化实验中发现，在松巴岛这类送礼文化熏陶之下成长的人，拒绝接受陌生人礼物的可能性最高，因为他们不想亏欠别人，怕有心理负担（原注）！当传统文化的义务与现代社会需求互相冲突时，麻烦就来了。在封闭的旧社会中，遵守文化传统是居民获得他人敬重和社会名望的基石，然而现代社会已不同于往昔，许多印尼年轻人的眼界比父母宽多了，卫星电视、因特网、廉价机票、公费奖学金，让他们看到更广大的印尼和世界。

教育是迈向广阔世界的重要途径。塔荣村大祭司的看法或许是对的，他曾指出现代教育和传统文化难以兼容并蓄。我在松巴岛见过不少年轻人因为必须履行某些传统义务而退学，试想：当你得牵着一头牛去参加葬礼并割破它的喉咙，眼睁睁看着你的未来和希望随着渗入坟地的牛血而流逝，会是多大的煎熬？我曾经问那些年轻人，他们是否为此感到愤愤不平？他们只是耸耸肩说：“传统就是传统，你能怎么办？”

原注：见Henrich et al.,“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8, no. 6 (2005): 79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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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巴岛居民赠送任何物品的用意，总含有某种交易成分。如果我送了你一只肥牛，就表示你欠我一头体积相当的牲口，总有一天（例如我奶奶、我丈天或我本人过世的时候）你非偿还不可。要是你没有多余的牛可送人，那该怎么办？你可以向别人告货或者多尽些义务。万一你得让子女退学、卖掉田产或者偷一头牛（松巴岛每年发生周期性盗牛案）才能还债，你也只能照做。因此，波波妈妈“馈赠”这么慷慨的丧葬礼物，其实是想给已故兄长的第四任老婆制造麻烦。这类礼物交换习俗，一如伴随婚姻而来的义务，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那些彼此交缠的共同义务，就像某种错综复杂的保险制度，意味着任何亲戚有急需或有困难时，都能获得集体资源，而且长期以来，似乎相当有效地为当地村民消除了财富不平等现象，拥有一个水牛头骨的家庭和拥有十二个头骨的家庭，生活差别并没有那么大。

民风淳朴😅

印尼etc.

印尼不仅在地理和文化上展现多元性，在生活形态上也是如此。不同的族群往往像是同时生活在不同的年代里。21世纪初的今天，有些地区的生活已非常现代化，有些地区还跟老祖宗差不多。即使在同样的地区，也会看到新旧并存的现象，像是农夫骑着摩托车去稻田、村民用手机录下牲礼祭祀影片等。

瓦伊卡布巴克的现代化进程始终进行得缓慢而吃力，直到现在才开始产生新旧冲突，而在印尼其他地区，年轻人的抱负与家庭需求相抵触的情况，则已经延续了近一个世纪。1922年出版的印尼第一部现代小说《未竟之爱》（Sitti Nubaya），就是在讨论这类冲突。

这情况使国家领导人面临一项难题：他们该如何为新旧并存的印尼制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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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荷兰殖民时代以来，军人、传教士和政府官僚莫不努力平息松巴岛纷争，然而暴力似乎与岛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他们始终不愿离开易守难攻的山顶村落，可是住在这种地方却对妇女造成不便，因为她们每天得花三四个小时从山谷提水上来。直到今天，许多村落依然彼此对峙；罗利村受不了威耶瓦村，蓝伯亚村憎恨埃迪村，柯帝村向来不受欢迎。因此，再小的事件都可能引发冲突，例如1998年，松巴岛有人抱怨公务人员的考试不公平，结果引爆一场全面性的宗族战争，导致数十人被乱刀砍死，几百人无家可归。如今这些冲突规模虽然缩小，但依旧时有所闻。有一天，我在骑车前往柯帝村的路上，收到法嘉医生的一条短信：“柯帝村出现了五具尸体，显然因有人私奔，当心遇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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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说，adat是指传统文化，在苏哈托当政和“田妈妈”设法削弱并铲除这些文化，把它们变成“小印尼”展馆里的陈列品之前，它包含着更广泛的意义。雅加达之类的大都市很少提到传统文化，但印尼许多岛屿的集体生活—出生死亡、结婚离婚、遗产继承、文化保存、教育活动—全靠传统知识与先人智慧奠定根基。西松巴岛的居民常自豪地说，他们拥有像炼乳或蜜糖一般“浓厚”或“黏稠”的传统，在苏哈托处心积虑贬抑传统文化之际，松巴岛却依然能够维系古老文化，原因或许是它处于全国经济发展的边陲地带。岛上传统文化与马拉普教密不可分，具有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色彩。苏哈托失势后，传统文化再度被提起，且被有心人士利用，作为竞选和政治的工具以及争夺资源和土地所有权的武器。

You can‘t live a life worth living when it’s rotten at the core.
New tricks S1E5

用 outlook 发多了被风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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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印尼尚未成为容纳异己的大熔炉。我至今仍保留着一件用粗糙的浅蓝尼龙布缝制、上头印着几个数字的衬衫。那块布料原本是一群来自印尼唯一合法工会的劳工绑在雅加达郊区一家鞋厂外头的抗议布条，上面印有细述最低工资劳工法的文字。这群劳工没有诉诸武力，没有发表评论，仅仅在布条上列出应当依法支付工人薪水的公司数目，可是布条只在工厂外面悬挂了半天，就遭到开进工厂的军队撕毁，后来我的几个工会朋友干脆把它剪开做成衬衫。

从前的印尼不会像韩国那般发生群众示威和街头暴动，也不会像印度一样口出恶言反对民主、纠集数百万人举行静坐抗议。1988年我奉命调到印尼时，只见过少数被挂起来之后又被强制拆除的抗议布条，也只遇过几桩民众愤怒洗劫日本商店、不安定省份爆发反政府小型斗殴事件，这些案件起码让记者们还有点事可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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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和大多数独裁者一样，统治时间极长，超过了法定任期；世人对他在位最后几年的丑态记忆犹新，往往不愿承认他有过任何重要建树。苏哈托执政期间不仅钳制各种政治言论，还将印尼多元文化统一成爪哇模式，甚至挪用大量公款给手下将领、商场亲信以及日趋贪婪的子女享用。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他篡夺权位之后的头二十年，的确因大幅改善数千万老百姓的生活而深得民心。

20世纪80年代末期，情况开始严重恶化，部分原因正是人民的生活变好了。由于基本需求获得满足、教育程度逐步提高，人们开始想要更多东西。他们眼看着经济日趋繁荣，所有财富却集中在一小撮人的口袋里，其中当然包括苏哈托的子女，他们长大成人以后变得愈来愈贪得无厌。劳工们听到政府首长在演讲时提起“下渗经济”I9】 这名词的感想是，他们制造芭比娃娃和耐克球鞋为公司赚了大钱，但那些利润渗到他们手上的速度不够快，于是开始表达不满。当军事将领监管的合资企业相继落入苏哈托子女而非军方的手中后，那些将领也比较懒得镇压劳工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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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帮”观察到韩国等国因扶植民营外销产品制造业而致富，因此举臂欢迎外国投资者，并鼓励国内企业生产外销货。于是，印尼的经济繁荣起来，儿童就学比例上升一倍，国民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机会大增。苏哈托在总统任内的头二十年，是通过提供对国民足够的照顾，让大家脚踏同一条船，并听从船长命令的手段来维持国家安定的。他努力平衡各方势力，如果军中天主教徒声势太强，难以安抚，他就分一点好处给穆斯林知识分子。他准许军人监管荷兰时代留下的大型国有企业，目的在于让劳工安分守己，不敢闹事。他招揽外商公司前来印尼投资，并要求外商与提供政治献金给他的本国商人合作。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称后者为“高成本交易”，其他人则称之为“贪污”。不过，打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外商是真的想在印尼投资，因为只要向苏哈托妥协就能享有安定。于是许多投资者对军事高层及其亲信行贿，认为这是换取安定的合理代价，却对其他代价视而不见，而付出那些代价的往往是反対伐木与采矿以及遭到武力威胁而噤声的社区、要求最低工资而受伤躺在医院的工人、因报导这些事件而被监禁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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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齐省移民蒙受迫害，只是地方对中央政府表达不满的一个极端例子。话说回来，有些地方的移民纵使能与当地邻居和睦共处，他们还是习惯讲家乡话，种植自己在家乡种的作物，成立类似爪哇或巴厘岛加麦兰乐团的音乐团体。这种情况比较像文化移植而非越区移民，难以形成同化力量。

在苏哈托的建国大业中，内部移民是个罕见的失败政策，比较成功的案例是推广电视（这位农家出身的领导者会干这种事，倒是颇出人意料）。

现在抖音之类的社交媒体也挺促进同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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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位部长以为，这些移民会心花怒放地在咖啡馆里跟当地人谈情说爱，然后安居乐业生几个真正的”印尼”宝宝，他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这些移民都自成一体，像糯米团似的聚集在取了家乡名字的村落。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亚齐省东北部参观过的一座移民村，是我在印尼所见最荒凉偏僻的地方。这个从森林开垦出来、与一座橡胶园相邻的小村叫做“西多穆里欧”，是个爪哇名，村里几家小店也都冠上爪哇大城的名称，像是“梭罗农产”、”玛琅理发”，可是店外全部封上了木条。大多数住宅已没有比较值钱的家当，都是上锁的空屋。我朝某个屋子里偷窥，只看见散落在地板上的玩具，还有搁在餐桌上的半杯茶，唯一生命迹象是一群饥肠辘辘的狗。

接着，一位老先生骑着一台古董摩托车出现了。我问他村民都到哪里去了，老先生说他们因为不受当地人欢迎而远走他方。那时亚齐省的反叛分子曾指控雅加达窃取当地资源，愤而发动一场对抗中央政府的游击战，然而受害最深的，却是无一技之长也无半分土地的农民，被一心想促进全国统一的政府误送到此地。西多穆里欧的村长在半夜遭人刺杀身亡后，村民相继弃村而逃，这桩刺杀案很有可能是游击队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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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路透社履新第二天，就见识到苏哈托版本的“多元”。“走吧！我们带你去瞧瞧这个国家！”我的印尼同事们说，随后就把我带到一条两旁罗列着玻璃帷幕办公区的通衢大道，途中经过几尊苏加诺时代为了提振无产阶级士气而树立的巨型雕像，不一会儿的工夫，便来到苏哈托夫人设计的一座主题公园“小印尼”。我们搭乘缆车在一片宽阔的人工湖上方摇来晃去，湖中散布着几个形似印尼主岛的小岛。下了缆车后，又在几座新盖的展示馆附近逛了一圈。展馆共二十七座，每座代表一个省份（当时印尼只有二十七个省），里头陈列着各省传统建筑模型以及身着传统服饰的假人（其中没有一个是裸露上身的巴厘岛女子或是缠着骷髅图腰布的松巴岛战士）。有一间展馆可见印尼各个合法宗教崇拜所，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印度教神庙、佛教舍利塔，当然还有伊斯兰教清真寺，却看不到象征数百种民间信仰的展示品（例如宰牛仪式范例以及被当做供品的胎儿胞衣）。后来我才发现，这些民间信仰始终和苏哈托批准的宗教并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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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聪明绝顶、极端自信的英国年轻外交官本杰明（Jon Benjamin）老爱提起他所谓的“老鼠屎”理论，例如部长没在鸡尾酒会露脸，最可能的原因是他的司机忘了给车子加油。他反复强调，印尼取消与新加坡的联合军事演习、贸易代表团延迟访美、预定播放副总统公告的广播电台遇到停电，全是因为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把事情搞砸了。随着某些事件的发生，往往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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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流动小吃摊就开在我家庭院一株点着蜡烛的缅栀（俗名鸡蛋花）树下，我的爪哇朋友们为此感到不解，他们以为缅栀应该是属于墓园的植物。记者、外交官、较敢大发议论的印尼知识分子，不时围坐在这些摊子的餐桌前臧否人物，谈论谁上台、谁下台，评断这位部长未出席那次鸡尾酒会，究竟意味着”老头子”不满军方某个派系，还是对某个特定商业集团发出警告。由于当时政坛有许多状况未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原来鸡蛋花原本在当地是这个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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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不是个令人一见倾心的城市，而是一座土地宽广、市容紊乱、自私自利、野心勃勃、崇尚消费、看似无远弗届的大都市。它拥挤、污秽、喧器，建在一片沼泽地上。虽然洪水年年来报到，但市民都很天才，能把这里的变幻无常化作种种优点。市民的人数也很可观，荷兰人离开时，全市只有六十万居民。日后市界逐年向外拓展，总面积超过六百六十一平方公里，40%的土地低于海平面。到了2011年，该市人口已达印尼独立当年的十七倍，并且将周边城镇一并划入都市区。如今大雅加达区是仅次于大东京区的全球第二大都市，市民有两千八百万人。市区建有完善的供水与排水系统，还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美轮美奂的购物中心，但旧运河两旁尽是违章建筑，河里积满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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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常听他们说：”真希望印尼过去是英国而不是荷兰的殖民地。”

我问印尼人为何有此一说，他们提出的理由不外乎：第一，荷兰人只会巧取豪夺，不思回报，而英国人帮印尼建立了国家制度。（我又问他们对荷兰人完成的重要工程、灌溉系统、港口建设有何看法，他们的答复是：荷兰人搞这些玩意儿只是为了更有效率地抢走我们的东西。）第二，荷兰人蓄意对印尼人施行愚民政策，而英国人会教育民众。第三，荷兰人派政治官员执行朝令夕改、对升斗小民没半点好处的司法制度，而英国人拥有独立司法系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些意见并非来自史家或学者，而是出自我在船上和咖啡摊前遇到的小老百姓、卡车司机、庄稼汉和助产士的口中。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虽然印尼人老爱数落荷兰人的种种不是，过去七十年来，却甚少力图扭转他们遗留的歪风。我猜是因为荷兰人开始剥削印尼诸岛以前，各岛早已存在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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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旅行的本国人和外国人，第一个会听到的问题是：“你从哪里来？”印尼是个商业国家，当地人一看到生面孔，自然而然会这么问，因为他们想知道这个陌生人可能带来什么生意、购买哪些东西、出现何种行为。不过，从这个问题也能看出印尼人对其他国家（包括对前殖民者）抱有哪些好玩的想法。

从前我一听到这问题就头大，不知该如何作答，因为虽然我妈是在英国长大的苏格兰人，但我十四岁以前从未住过英国，往后三十五年岁月中，也只在那里正式住过五年。我曾祖父是纽约意大利移民，我爸妈就是在移民局排队通关时认识的，那时我爸靠着搭便车环游世界，我妈也是搭顺风车游遍欧洲。我在美国中西部一座城市（我老把它的名字拼错）出生，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长大，这辈子住在印尼的时间，其实比待在其他任何国家的时间来得长。但我每天都听到一堆印尼人问我：“你从哪里来？”而我的答复慢慢地归结为一个：“我来自英国。”

有次，我grab了一辆机车。等信号灯的时候，我察觉到骑手在摆弄手机。于是我视线越过骑手肩膀，想看看他是在滑tiktok或者是在回复什么消息。结果看到他正在把这句印尼语google翻译成英语：“你从哪里来？”接着他收起手机，信号灯转绿，又骑行了一阵子，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用英语问我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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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瑞克的汜載：“葡萄牙人……欲立专制政府以号令地方百姓..残杀国王。”他们的计划引火自焚；特尔纳特老百姓群起反抗，赶走了葡萄牙人。于是其他欧洲人——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接踵而至，竞相在马鲁古群岛采购香料卖到欧洲，导致产地价格上涨，欧洲利润下跌，令远洋贸易商大感不悦。1602年，荷兰商人决定采取行动，联合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是全世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初期投资者达一千八百人。公司成立后大肆宣传，带动了世界最早的股市交易；第一艘商船尚未起航，初期投资者便哄抬价格，出售手中股票。十七位董事承受巨大压力，必须为股票持有人创造利润。他们提高获利的第一步是：垄断香料市场，剔除来自其他欧洲人的竞争，实行策略则是：贿赂＋笼络＋暴力。

位于雅加达的【Wayang博物馆】可以看到 VOC（The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Dutch: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相关遗迹。可参考：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yang_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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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影响了印尼群岛的宗教和语言。自7世纪以降，与印度商人同行的学者，将印度教和佛教传入苏门答腊南边的室利佛逝王国一一日后成为当地原住民建立的第一个海上商业帝国，统治者靠贸易累积庞大财富，足以建立军队，征服邻岛，将佛教渡海传播至爪哇，招纳远在今日泰国和柬埔寨南边的封臣国。金碧辉煌的庙宇开始在爪哇中部平原和丘陵勃然兴起，世上最大的佛寺“婆罗浮屠“于9世纪在爪哇落成。另一个崇拜印度教的王朝也不甘示弱，建立了令人惊艳的“巴兰班南”寺庙群。

下一波商人是穆斯林，分别来自南亚、华南和中东。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如商业润滑剂（商人可一起用餐祷告，顺便谈生意），印尼诸岛的贸易商遂成为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一群人。爪哇的王公贵族们逐渐扬弃梵文姓名，开始采用苏丹称号。到了16世纪初，爪哇岛的统治者几乎悉数改信伊斯兰教，唯独崇奉印度教的巴厘岛仍保留印度式宫闱和种姓制度。

一旦有高低差存在，水就会产生流向。
所谓资本压力，并不一定总是资本主动命令你做什么。它更像一种高低差：只要资源、机会、话语权、市场回报之间存在落差，人和语言就会自然向更高势能的一侧流动。

就像你身边出现一个比你优秀很多的人，他不一定真的在压迫你，但他的存在本身就可能让你焦虑，因为差距已经形成了比较和牵引。

资本压力也许可以理解成一种“势能差”：资源越集中，吸引力越强；机会越不均匀，流向越明显。很多时候并不是谁在明面上逼迫你，而是现实结构已经标出了方向。

陌生国度里，对方没有理解你的义务，而你有被理解的需求。这本身就是不对等。所以最后比的不是对错之类，是谁更着急；谁更急，谁就更主动、学得更快。

换句话说，谁的需求更高，谁就更容易主动适应；而需求更高的一方，也意味着通常会承担更多的沟通成本。也许人类的大部分学习行为，往往由需求、压力和收益驱动（或者说如果我们把“需求”定义得足够广的话，几乎可以解释大部分持续学习行为）。

不过这些仅限于行为层面的观察，并不是绝对的规律。

印尼etc.

市场里的商人一律用“国语”而非“方言”与我和其他可能乐于掏腰包的顾客交谈。他们彼此通用的语言，其实是贸易商使用了数千年的一种马来语。很久很久以前，一波又一波的外国商人，纷纷乘着商船从印尼群岛之间的几道海峡，通过操着各种方言的岛屿社区。波斯人在7世纪统治过印尼，尔后阿拉伯人取而代之，继而又有来自印度西部古加拉特邦以及东部柯罗曼德尔海岸的印度人上岸，中国人则在12世纪开始大量出现，这些外来者的共通点是热衷于贸易。后来拥有各种肤色、出自各类族群的诸岛居民，在为一篮篮珠母贝、一捆捆檀香木、一笼笼天堂鸟、一袋袋胡椒粒以及一堆堆软绵绵的海参讨价还价时，一律说马来语，就跟现在一样。尽管各岛居民私下交谈时，还是习惯采用数百种土语，但几乎人人都会说印尼话，给观光客带来一大便利。印尼话是公众场合的语言，来自不同背景、聚集在大城里的印尼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都说印尼话。

另外可以参考这一篇：https://www.artforum.com.cn/diary/14386

start of something new

正在重看《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前因为最喜欢的神山健治版的《攻壳机动队》，tv版的笑面人事件有引用这本书，所以好奇去看的，看到最后也不知为何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因为看阿内特的青少年心理学，又提到了这本书，所以再回顾一下看看有没有新的感悟。反正之前看过的也忘了大半了；但我记得看到结局不知为啥爆哭了一下。

阿内特

传统文化对男孩和女孩的性别期待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男孩必须努力才能成为男人，而女孩主要是通过经历一些生理变化成为女人。的确，女孩在成年以前就需要掌握各种技能，并具备女性的性格特征。但是，在大多数传统文化中，女性气质被认为是女孩在青少年期自然获得的，月经初潮通常被视为女孩成为女人的标志。少年没有类似的代表成年的标志，所以男孩成年的过程中总是充满危险及很可能的失败。

在许多文化中针对失败的男人都有特定的词，这一点令人吃惊。例如，在西班牙语中，失败的男人被称为”flojo”（意思是软弱的、懒惰的和没用的）。在许多其他语言中也有类似的词汇。（你的语言中也许有不少例子）。相反，尽管有许多贬低女性的词汇，却没有像”flojo”这样暗指“失败的男人”的词汇暗指“失败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