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候，人们会把某个指向性明确的问题掩饰在一些泛指问题之下进行表达，或是出于无意、或是出于故意。上述引文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对话中的委托人威拉德夫人间接地向波洛侦探寻求帮助，波洛在犹豫之后轻轻道破，直接进入案件主题。

阿加莎往往就在这样的故事写作中不着痕迹地表达她对人性的解读。如若未能达到如此洞若观火的程度，可以先参考一下近来时不时就被人提起的“框架理论”。

用引文来理解“框架（Frame）”的话，威拉德夫人所提到的“您对超自然现象持怎样的观点？”的问题，就好比给对话双方套上了一个框架。换句话说，夫人想要用“对超自然现象的讨论”把她和波洛的这次谈话给“搭建”起来。但是波洛洞悉，这样搭建起来的讨论，并不利于当下另一件紧要问题的解决，于是突破了这套由夫人设置好的框架，直接开启案件的侦询。框架是将“看待事情的角度和方式”更加抽象化了的概念。

实际上，根据案件的要紧程度来看，夫人也并非想要围绕超自然现象展开讨论——也许有一点点想——但是当务之急是希望波洛能够尽快接下委托。那么，夫人又为什么要以这样的问题起头呢？回到小说前文，丧偶的悲痛、对接二连三发生的死亡事件的恐慌、对儿子的担心、对遥远文明的未知、一言难尽的委托理由，等等等等，似乎所有问题都在“超自然力量”这个大问题的笼罩之下。而此前对这一系列事件的报纸报道又强化了超自然力量的的影响力。框架就在整个事件发酵的过程当中悄然搭建完毕。超出解决能力的坏事逐一发生，害怕陷入诅咒、不愿相信诅咒、想要挣脱诅咒、但又担心对诅咒的违抗会导致陷入更大的困境，超自然力量似乎是这样一种无法挣脱的东西。框架也是如此。

阿加莎笔下的波洛是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的呢？“您对超自然现象持怎样的观点？”不论持怎样的观点，话题最终也许都会收敛为“信与不信”的问题；此时的波洛，如果回答落到“信”这一点，那么侦探要如何能让威拉德夫人放心交办委托？如果回答落到“不信”这一点，那么事情尚未解决的当下又如何能立刻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如果给出某些模棱两可的哲学性的解释，又会使委托人产生困惑。于是，波洛首先选择了避开框架，而是优先试探委托人的态度。框架难以琢磨，相比之下，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情感才是更加高效的切入点。侦探排除框架的干扰，触摸到了真实。

又或者，委托人以委托人的框架，侦探以侦探的框架，对同一个事件进行解读。作者以作者的框架创作小说，而读者以读者的框架理解小说。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一套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在明确这一点之前，就好比“框架”在我们的视野里还没有被看见，但频频发生的磕碰和冲突使我们产生疑惑和动摇；在明确这一点之后，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是各自所带的框架在进行或温和或激烈的碰撞。如果我们可以“看见”他人的框架，那么说不定，我们可以尝试主动调整自己的框架，或者尝试采用不同的框架去面对不同的人或事。侦探在面对助手黑斯廷斯和面对委托人的时候采用的是不同的框架，因此同样是针对超自然力量也会有不同的解释；而面对谋杀问题，侦探又采用了另一套框架进行解决。

似乎，用框架理论可以对侦探的人情味和智慧进行这样一种解读；当然，这本身也是一种框架式的解读。于我而言，这样有些繁琐甚至多此一举的思考过程，使得原本在我经验范围内一下子难以把握的事情，有了可以抓住的可能。这也是“框架”这样的社会学假设，乃至更多的理论性的假设对于个人生活而言的意义之一。

不过，这一点也早已被新闻媒体所利用，以此来装点门面的畅销内容不下少数。我想，横向上讲，人群熙熙攘攘，这是一种必然；纵向上讲，时间绵延不息，这也并非只是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正因为尘嚣弥漫，历久弥新的理论著作和经久不衰的文学作品才总是给人以超越世俗的信念和慰藉。小说家举重若轻，理论家举轻若重，错综复杂的人性在感性阅读和理性阅读的穿梭巡回间变得愈发清晰。在逐渐明晰的过程中，不妨再带入生活进行验证。